1935年3月15日，上海万国殡仪馆里，一位年仅二十五岁的女明星静静躺在鲜花丛中。三天前，她刚刚吞下三瓶安眠药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她留下的两封遗书中，反复出现四个字：人言可畏。这四个字后来被鲁迅写进《论人言可畏》，成了民国舆论暴力最沉痛的注脚。
阮玲玉原名阮凤根，出身贫寒，父亲早逝，母亲靠给大户人家帮佣维持生计。母亲深知佣人身份会遭人白眼，便将她改名阮玉英，送进学校时千叮万嘱，让她不要向外人提起家里的情况。小小的阮玉英因此早早学会了沉默与隐忍，凡事都往肚里咽。这种性格，像一株风中的小草，看着柔韧，却经不起狂风骤雨。
十六岁那年，阮玉英遇到了改变她命运的男人——张达民。这位比她大七岁的公子哥，刚从国外回来，西装革履，出手阔绰。他第一次见到阮玉英，就被她的清秀气质迷住，随后展开热烈追求。阮玉英自知家世悬殊，一再拒绝，可张达民软磨硬泡，天天守在校门口，还主动接济她的母亲。一个自小缺爱的少女，哪里经得住这般攻势？她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，搬进张家，成了少奶奶。
然而婚姻是两个人的事。张家是旧式大家族，很快便容不下这个出身低微的儿媳。张达民婚后又恢复了纨绔本色，四处拈花惹草，家产渐渐败光。为了生计，阮玉英开始外出拍电影。她给自己取艺名“阮玲玉”，从《挂名夫妻》到《故都春梦》，一步步从默片时代走向有声片时代，成了上海滩最红的女明星之一。她在银幕上演活了一个个受欺凌、被侮辱的女性，台下的人却不知道，她的人生比电影更悲苦。
成名之后，张达民变成了吸附在她身上的水蛭。他不断向阮玲玉索要钱财，动辄以公开她的出身、曝光两人的私事相威胁。阮玲玉几次想离婚，都被母亲和周围人劝住——在那个时候，女明星闹出丑闻，等于毁掉前途。无奈之下，她投向了另一个男人——富商唐季珊。唐季珊温柔体贴，看起来是真心疼爱她，可相处久了，阮玲玉才发现，他只是又一个占有欲极强的浪子。
1934年前后，张达民眼见要钱越来越难，竟一纸诉状将阮玲玉告上法庭，指控她“私德不检”。一时间，各大小报纸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，争相报道这段三角纠葛。报道里添油加醋，把她说成虚荣、薄情、放荡的坏女人。几份街头小报甚至用“阮玲玉通奸案”作标题，把她与唐季珊的照片并排刊登，连她早年为佣女出身、幼年改名的事也全翻了出来。
法庭开庭的日期定在1935年3月9日。阮玲玉为了名誉，已经整整几夜没有合眼。她一遍遍看着报纸上那些尖刻的文字，脑子里全是旁人的指指点点。最终，她在3月8日晚上写下两封遗书，吞下大量安眠药。遗书里，她没有痛骂张达民，也没有怨恨唐季珊，只是一遍遍写着：人言可畏，人言可畏。她太想清清白白地活着，可舆论早已不给她留任何余地。
阮玲玉死后，鲁迅专门写下《论人言可畏》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：新闻记者，特别是在上海的那些黄色小报记者，用流言杀人。阮玲玉的悲剧，不是一个软弱女人的结局，而是一整个时代的缩影——她的死，表面上是情爱纠葛，真正的凶手，是那些靠消费他人痛苦讨生活的闲言碎语股票配资电话，以及冷漠围观的人潮。八十年过去，阮玲玉的名字仍被人提起，人言可畏这四个字，依旧像一声警钟，敲在每个张口议论别人的人心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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